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是一种将个人基因、环境与生活习惯差异考虑在内的疾病预防与处置的新兴方法。2015年1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中谈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取得的成果，并宣布了新的项目，即精准医疗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分析100多万名美国志愿者的基因信息，更好地了解疾病形成的机制，进而为开发相应药物、实现精准施药铺平道路。美国“精准医疗计划”的启动掀起了全球精准医疗的热潮，而国内外基于精准医疗要求下的药物研究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作为我国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马飞教授多年来同样组织开展了大量药物临床试验。在2021年首届天津国际乳腺癌大会上，他特别分享了有关肿瘤精准药物治疗临床研究设计与实施相关经验和心得。

　　遗传药理学-药物基因组学-精准医疗

　　“精准医疗”的概念究竟是何时源起？马飞教授表示，“精准医疗”实际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了多阶段的融合发展。

　　公元前510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有一部分人吃了蚕豆之后容易出现致死性溶血性贫血。经过2000多年的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确定这是G6PD缺乏症患者的一个类型，并且发现不同遗传背景会导致药物反应差异的事实，而“遗传药理学”领域也由此诞生。在此基础，随着人类基因组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以后，“药物基因组学”和“精准医疗”的概念相继被提出。直到2015年奥巴马宣布开展“精准医疗计划”，“精准医疗”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对于肿瘤这类疾病的认识，人们也逐渐从宏观角度转变为微观角度。处在这样的历史变革时期，马飞教授认为这正是开始大作为的契机。21世纪肿瘤治疗的策略已经由“寻找与破坏”转变为“靶向与控制”，马飞教授形象地解释，不同以往，如今肿瘤学界已经学会“先瞄准再射击”从而战胜肿瘤。

　　瞄准靶点开启精准医疗

　　马飞教授指出，肿瘤精准医疗起始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上世纪70年代他莫昔芬的上市打开了肿瘤精准药物治疗的先河，同时奠定了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基础。1974年，McGuire明确了ER通路，确定了内分泌治疗的精准靶点。

　　马飞教授认为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预示出肿瘤精准药物治疗的发展前景。美国SEER数据库显示，1980年以后，内分泌治疗为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带来质的飞跃，可以达到接近90%。

　　马飞教授坦言，近年来肿瘤精准药物治疗的发展得益于非小细胞肺癌吉非替尼优势人群的探索。由于不同亚群EGFR-TKI的疗效不同，开展精准药物治疗愈来愈显关键，而乳腺癌的分类治疗正是树立了肿瘤精准药物治疗的典范。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乳腺癌领域专家就已认识到乳腺癌分类治疗的概念。他们将乳腺癌划分为激素受体阳性和激素受体阴性，后来再划分为HER2阳性、激素受体阳性以及三阴性。

　　HER2阳性最初被认为是乳腺癌不良预后因素，一项长达14.8年的随访研究发现，HER2阳性状态与生存显著恶化相关，并且大多数HER2阳性患者在诊断后5年内复发。而曲妥珠单抗开启了HER2为靶点的靶向治疗时代，马飞教授看到，近年来所有HER2靶向治疗临床研究设计的目标人群皆是HER2阳性患者。

　　随着对肿瘤生物学行为认识的提高，马飞教授所在团队通过一项II期临床研究发现，抗HER2的适应症不应仅仅包括阳性患者，HER2阴性伴激活突变患者也可受益。马飞教授预测，未来HER2阳性的定义将会有所改变。通过既往研究发现，他透露PI13K也会是乳腺癌潜在精准药物的治疗靶点。

　　马飞教授指出，由于疾病治疗效果涵盖多种影响因素，包括表型差异性、疾病易感性与药物敏感性，药物遗传学是肿瘤精准药物治疗的重要组成。报告最后他强调，要广泛开展基于精准医疗理念的药物临床研究，并且更好筛查适宜接受特定人群。

　　文章来源：健康界